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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杨影像

WANG YANG 'S FILM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生在古城陕西省咸阳市,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。现居住于陕西西安。 青年纪录片作者、影评人、《青年电影手册》主编 2007 年筹建《青年电影手册》。致力于推动中国电影新浪潮。现任执行主编。 2007 年创立渐近线青年电影工作室 2007 年完成纪录片《地上-空间》。 参加草场地工作室十月艺术展青年纪录片单元展映、平遥DV 影像大展展映。入围法国shadows电影节。 2007 年组建“收割-电影制作小组” 2008年完成纪录片《寂静之声》》第六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CDFF 竞赛单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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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杨《DV@时代》采访稿  

2009-07-27 19:55:26|  分类: 访谈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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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杨《DV@时代》采访稿 - 王杨 - 无人狂欢—王杨的博客

刊载于《DV@时代》2009年第二期

  

  

  谈谈你的成长经历,你的童年是在哪里度过的?

  

  我出生在陕西咸阳市,在一个国有企业的大院里长大。我的情况很普通,小时候喜欢画画,但学起来也没有坚持。小时候大人都说我很沉默。其他小朋友都活蹦乱跳得,我却经常一个人呆着。小学的时候,画画不错,老师常夸。但是也有很多亲戚朋友觉得这个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,我是说脑子是不是不好使。所以我从小就有些自卑,不过也许是太自卑了,反而可以站到高的地方嘲笑起大人来,说真的很滑稽。我这个人,想事情想得多。有时候一个人坐在窗台上望着窗外发愣,一坐几个小时。脑子里都是乱七八糟的事情。那个时候学习成绩不怎么好,在课堂上总和老师对着干,心理上压力不小。算是有点早熟。

  重新回想起小时候的那些事情,有点觉悟的味道,比如我经常说的就是我爷爷去世时的感受。那时候记得很清楚,爷爷奶奶来我们家玩。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,放的是连续剧《三国演义》。那一集讲的是吕布之死。后来半夜,我起床上厕所,发现另外一个屋子亮着灯。一大家子人就像变戏法一样都来了。我当时觉得不太对劲儿,迷迷糊糊又睡了。早上起来一大家子人用床板把爷爷从五楼抬下去,爷爷一动不动,处在昏迷中。我发现了父亲和叔叔不安的表情,那个画面一直在我心里,他们都像石头一样硬。爷爷是老红军,在我眼里就像座石头雕刻的战神。但是那时候我发现了时间把一切都带走了,只剩下父亲脸上那种表情。后来爷爷深度昏迷在病床上,父亲带着我走到身边,让我握爷爷的手。我有些害怕,这种害怕让我很难忘,最难忘的是我抓住爷爷手的时候,那只手很温暖,但是父亲却同时在身边落泪。这就是生命的全部,我当时想了很多。

  

  那时,对于你来说电影重要吗?

  

  小时候我很喜欢看电影,但真正的电影却看得少。那时候家属院里有家厂办俱乐部经常放电影,但是现在回忆起来,小时候经常不怎么好好看,和几个小朋友追打在电影院的黑暗里的感觉很好,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就喜欢在黑暗的电影院里玩,很过瘾。我主要的观影经历都在电视上,家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台SONY的彩色电视,回过头去看,我就是那种“电视的一代”的代表吧。

  但是我爸这边的亲戚都是西影厂的,小时候很多机会在片场里面玩。我记得那时候看过别人拍室内剧,还看过西影秦王宫里面的古代战争场面的拍摄,很兴奋。记得是高一的时候,父母到外地有事请。我一个人在家,那时候还是对历史学、社会学特别感兴趣、也很喜欢看西方现代主义小说,看书看得累了,到出租光盘的小店里找电影看,当时看到个片子,名字很吸引人。是王家卫的《春光乍泻》(笑)。看了之后有点震动,觉得电影还可以这样拍。是风格吸引了我。后来一晚上看了4遍,直到天亮。当时看了都是好莱坞的大片,什么《异型3》、《终结者》之类的。看到王家卫这样的片子确实很有震动。或许是那时候萌发了对影像的兴趣。

  

  你学习法律的经历很有意思,为什么后来放弃了?

  

  是的,后来发现我只是对文史哲的那些知识背景感兴趣。而不是喜欢这种思维方式。而且学法律嘛,我不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。所以在中国难搞极了,就不下什么功夫了。我这个人小时候就爱想,我上大学的时候,突然发现自己太感性了。

  后来在学校发现自己越来越迷电影,到了不能自已的程度。所有的零花钱甚至是生活费都用到看电影,买DVD上了。很早就搬到学校外面的出租房,在那里支起电视,看啊看。那个时候,一个新的世界完完全全的把我征服了。

  但是当时在学校里认识了一大群朋友。这些朋友包罗万象。研究哲学的、写小说的、做社会学论文的、研究历史的、诗人。算正我依恋和他们在一起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太精彩了,一定比电影学院里面的东西还精彩。我是受不了太单一的学习,我热爱沙龙这种形式。即充满热情又增长见识。所以后来就选择在这个学校把学业完成。

  

  但是看电影和做片子还是两码事,你怎么接近自己的想法呢?

  

  那个时候看的电影多,看的其他方面的书籍比较杂。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我躲在出租房里看了将近一百本书。大学上完,我没有几身好一点的衣服,倒是发现我上学期间看了差不多几千部电影。大都是些艺术性较强的电影。所以看了那么多电影,自己又爱多想。就需要发泄,或者说表明自己观点。于是就大量的写评论。当时一年下来,自己满意的就写了35万字。毕业之后开始和朋友创办《青年电影手册》系列的想法,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

  

  评论者和创作者之间似乎永远充满了矛盾和不协调

  

  我觉得好极了!这就像是个真正的顽童,跳上跳下的。不断变换身份,可以寻找到快感。而且做一位影评人,让我可以站在更高的位置上看待问题,如果说文史哲的背景让我可以这样看待电影本身的话,成为一个真正的评论者让我觉得可以更清楚影像的本质。我觉得我们更缺乏优秀的评论者而不是创作者。

  

  你的第一部作品《地上-空间》是什么时候拍摄的?

  

  这还不是我的第一部作品,确切的说,在我高三毕业的时候。我曾经用当时的MINI DV拍摄了一部实验短片。《地上-空间》是在2007年拍摄的,那时候觉得应该有所发言了,之前的写作让我又点厌倦。于是我和几个朋友一商量,凑了钱就开始了。

  

  《地上-空间》后来的反响很有趣,不管是创作者还是评论家要不是非常赞赏,就是非常不喜欢。

  

  《地上-空间》现在看来,自己还是满意的。对于一个区域的纪录,带有散文性质的这种方式,之前很少有人注意。我觉得我提供了一种更为个人化的方法。有人说:“你这个片子好像是外星人拍的。”我觉得这个评价我很认可。风景如果是风景,就让他是风景吧,到了最后这些干巴巴的风景反而成了最活跃的东西。我没有权利把那些人物,那些出没在大学城城乡接合部的人物也归为风景。我提供空间中自我的站立点,尽量精确、尽量冷静到极点。在这个片子里我没有那种不彻底的对人的凝视,我指的是所谓触碰得凝视。我希望我不是从这一侧去触碰另一侧,而是把这一切看成一个整体。放弃在空间里选择位置,放弃艺术指挥。我希望我能有所发现,最终我们发现了不被干扰的现实本身,而且节制的拒绝直接的情感表达。内化到结构之中,而不是内化到上一个镜头与下一个镜头之中。我所要表达的观点都得到了表达,而且在态度上很坚决。

  有人批评这个作品中没有“人”,我觉得这个批评是诚恳地。但是如果一个艺术家在一个作品中没有想突出个体的人呢?在我看来,如果讲人我可以另外开始一段旅程,但是这个所呈现的世界是一个状态。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不是聚焦的艺术,而是关于深焦镜头的艺术。也就是说是关于空间全貌的艺术,没有差别的艺术。我只是做了某种尝试,发现自己之前没有发现的事物而已。

  

  《地上-空间》对构图和节奏的把握,都让人觉得很在意。这种考虑的基础是什么?

  

  对,《地上-空间》的镜头全部是上三角架的,而且在构图上我和摄影师薛明达成共识,它需要干净,并且不放弃力量。也就是说这个片子赖以生存的不仅仅是结构,以及由结构所构成的节奏。而是一种镜头内部的张力,我认为薛明的摄影非常出色。这种张力是我们长期以来想达到的。一种选择恰当位置,并且跟随潜意识的欲望行走的方式。不同于贴近地面,也不同于高高在上。在拍摄时,我们尽量做到不打扰被拍摄对象,我们都是远远的调长焦过去。或许这种稳定的窥视,是最有趣的。

  

  后来的作品《寂静之声》,感觉变化很大。是什么促成了这种变化?

  

  事实上,我在《地上-空间》之后意识到我应该深入到小世界之中,去寻找我的人物。这不是一种由表及里的改变,这种选择是自然而然的。

  毕业之后,继续坚持自己的创作是很困难的。虽然在影评方面还有些微薄的收入,但是基本上是入不敷出。而且那个时候一时间的确找不到谋生的方式,所以很麻烦。经历了很多之后,渐渐的发现人对于苦难的感受不是来自于物质层面的,当然是来自于精神层面的。我希望面对我的人物的时候,看到他们双眼后面的事物,于是关于记忆、关于情感、关于选择成了我最在意的点。我拍摄了几位自己的朋友,我当时能感受到他们想要倾诉的欲望,他们的确有话要说。大家都是刚刚毕业,这一代人在大学潮的影响下毕业了,他们所面对的东西太沉重了。后来我放弃了稳定的镜头方法,放弃了灯光的要求,我手持拍摄,我坐在他们的床上拍摄。我不是采访,他们自然而然就有倾诉的欲望。那些不稳定的上下微微起伏的镜头,就像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具有灵魂的一样。我努力用摄影机倾听我的人物的语言,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稍纵即逝的表情和他们的不确定性。

  

  你今天的身份的确是名副其实的独立创作者,但同时你的身份也很复杂。

  

  我是想尽量让自己自由,于是我必须赚钱。比如我现在在大学里教书、在外面拍广告、写书都是如此。但是这些都是一种让我更自由的方向,不是因为它们可以给我带来钱,而让它们本身显得不自由。人是不自由的,但是方式让我们显得自由。这就我们能做到的。

  

  后来是什么促成了“收割电影制作小组”的建立?它是怎样的一个平台?

  

  谈到收割,我觉得是种状态。这些朋友走到一起,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,它身上其实带着很多沙龙文化的性质。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创作者,我们只是在资源和精神上提供帮助。不同于摄制小组的概念,它是一种状态,一种随时聚集,一不留神就离开做自己事情的状态。大家都有自己的田地,庄稼成熟了,看看天色,没有多余的话,就动起来收割庄稼。就是这种感觉。每个人都在收割自己的田地,但是其实这一大片都种的是麦子。

  这些人虽然是多元的,但是在内在的看法上,在对生活的观感上有相似的认识。

  当然作为为这个组织服务的人,我希望在更加实在的层面上,做一些切实的工作帮助我的朋友。“收割电影制作小组”未来会成为什么样子?我觉得就像一种具有再生能力的巢穴,他会是一个系统,提供养料。我希望能在西安建立一个依托于收割沙龙性质的影像与文献资料馆,而且可以为未来的独立电影提供新的更为强大的可能性。这种可能性,就像人类的自由,你不谈论它,它便会继续萎缩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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